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著名国画大师何香凝女士赠送《何香凝画集》

对何香凝画家这个名字，我还比较熟悉，知道她画的虎最有生气，也看过她的一些画。又很巧合，也是夏天，何香凝大师，由她女儿陪伴来到疗养院（她女儿正好上大学放暑假陪伴），要求学习气功疗法，治疗她的慢性病。我接见到后，还是觉得请曹大夫接待比较好（我和曹大夫关系比较好，而且住在同一层宿舍里），但何香凝大师没有住在疗养院里，而是经常来院复诊。后来有了效果，在回北京之前，特意来气功疗养院，赠给曹大夫和我每人一张小的老虎画，我们贴在宿舍的墙壁上。赠给气功疗养院一本《何香凝画集》就保存在我们研究室。过了一年多，在新年打扫卫生的时候，曹大夫说，这张画都是尘土了，也变色了，扔掉吧！我们就在扫墙上的灰尘时，用苕帚把画一同扫掉了。这就是‘艺术素质太差了’，知道他的画非常珍贵，后悔也晚了。

不过，1980年，第三次回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工作的时候，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李建国同志有点政治修养，他提了一大捆文革时期供造反派批判用的资料，问我：“这些东西是不是还有用处？我觉得可能有用，所以找你看一下。我们正在处理文革造反派文件，如果没有用就一起烧毁了。”我看了一下，非常惊喜，这一大捆资料第一页用钢笔写的几个字“供大批判用”（写的这几个钢笔大字很眼熟）。当时立即翻阅起来，对李主任说，都有用处，完全是气功医疗资料，非常可贵。全部留给我吧。其中就有巨赞、周潜川、胡耀贞、王有维、陈樱宁、蒋为乔、王铁岩、何静平等资料、《气功方法选集》等，还包括1959年10 月，北戴河气功经验交流会议全部资料，《气功》内部杂志1—6期全部资料。中医学术参考资料（北戴河气功专辑），《何香凝的画集》也就在其中了。幸免遇难，太辛运了。多年积累的气功临床病历，却一份也没有留下（也许为了写论文，比较特殊的病历，可能留存在个别的医生手里了）来。

国防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民革副主席、民族英雄蔡廷锴将军来院用气功治病

20世纪50年代末，国防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闻名遐迩的抗日民族英雄蔡廷锴将军，来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看病。蔡将军来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的时候，正好我在研究室上班，服务员陈梅仙要我接待两位客人。在二楼接待室，我见到一位身材很高但很瘦穿便服的老者，态度和善、说话客气，很有风度。他的随从是一位个子很矮，皮肤稍黑一些，穿黑色旗袍，很得体，很有气质的女士。蔡将军第一句话就说：“知道你们用气功疗法治疗胃病效果很好，老帅们都介绍说，要我来气功疗养院住院治疗。这位是我的秘书。”这位女士介绍说：“这位是蔡廷锴先生”。我的脑子里立刻搜索人名记忆库，好像在广播中经常听到过这个名字，不是一般人（因为当时他们没有介绍身份），我说，你等一下，我给您找一位老大夫接待一下再住院。蔡先生立即说：“你是不是会气功？”，我说：“会。”蔡先生说：“我是军人出身，不挑大夫，谁给我治疗都可以，你就教我气功吧！”我赶紧推托说，你们等一下，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我到东疗区找来曹万珍大夫和办公室主任接待。

通过办公室负责人和曹大夫接待后了解到，他患有溃疡病、胃下垂、神经衰弱等慢性病，确定住在东疗区住院治疗。当办住院手续的时候，四个警卫员出现了，也要求安排住院保卫蔡主席。我们气功疗养院有个规定，不管你的官有多大，一律不得留随从（包括家属）在身边，而且只要住进了医院，就在一百天内不得再见任何家人、朋友，也不能与单位联系，而且不能写信（所有来信，都在出院的时候交给病人），以免干扰练气功效果。

蔡主席知道这些规定后，很干脆地说了一句话：“我是军人，一切服从医院规定，警卫同志都回去！”第二天，蔡廷锴主席光着脚走到东疗区来住院了（四个警卫也光脚陪伴送来），蔡主席对我们说：有人介绍给他一个治疗神经衰弱的方法，就是光脚散步。四个警卫员也是天天跟着将军光脚散步了。当护士问蔡主席吃什么饭菜，他说：“我是军人出身，做什么吃什么，不忌口。”之后，书记告诉我们，在内部，对蔡主席我们可以称呼他民族英雄，因为他是抗日战争打响第一炮的人。所以我们对蔡廷锴这位民族英雄非常敬重。

白毛女的导演冯白鲁同志住院治疗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病

冯白鲁导演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个快乐的人，走到那里，哪里就有笑声，就是在餐桌上，说笑话或做一些表演（类似现在的小品、单口相声），逗得大家合不拢嘴，乐得各位满桌子喷饭。他的效果也最快、最好。可是，他要出院了，以为病好了，可以随意多吃了，结果溃疡面刚刚愈合，又“撑坏了胃”。他点名要我护送他回北京医院（在北京东单）住院治疗。其实他不是我的病人。在疗养的几个月中，经常到我的房间聊天，探讨气功问题，分开后又通信联系多年，以后我调动工作，中断了联系。

曹建培院长54岁治好了胃下垂、神经衰弱回新疆结婚了

我在疗养院有半天的临床工作时间（当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室人员必须有半天到疗区治疗病人），在东疗区我有几个病人，其中有一位新疆师范学院院长曹建培教授，就是我的病人。他介绍自己是李大钊追随者、学生，鲁迅的崇拜者，为了革命，积劳成疾，到了54岁还没有结婚，并且得了胃下垂病，他说，已经有了意中人，治好了病就回去结婚。我很感动，天天陪教他一个小时的练功。前面介绍的病人也教育我相信气功了，就是指曹建培这样的病人。曹教授练功认真，一丝不苟。他练内养功第一种呼吸法（也叫硬呼吸法），就是吸气——停顿——呼气。因为他属于虚症，中气不足，没有其他疾病，用硬呼吸法比较对证。练功到了第二个月，呼吸次数就自然减少了，由原来的每分钟16次减少到每分钟4—6次，到了第三个月初，每分钟保持在四次，而且60分钟都是如此。如果到点了，护士要打上功、下功铃，护士要是晚打两分钟下功铃，曹教授都知道，因为他多练了8次呼吸法。起初，我只知道他的呼吸次数减少了，并没有注意一个小时每分钟的平均次数（当时我也不相信一个小时的每分钟都是呼吸四次）。

我记得，发现曹教授的呼吸次数减少到每分钟四次，是一位女护士查功时发现的。这位护士到研究室对我说了他发现的情况，要我在陪同练功时，数一下一个小时的呼吸次数。所以才有这次发现。过了一百天后，钡餐检查胃下垂恢复正常，痊愈出院。曹教授回到新疆就结婚了，给我寄来一包糖果，一包新疆葡萄干，让我分给疗区医护人员，同吃喜糖。以后每年都给我寄一包葡萄干，到文革中断联系，彼此都有不给对方找麻烦的意思。所以我说，我的一些练功基本知识、体验、感觉，有些是从一些练功有素的病人那里得来的，他们也是我的老师。

当代中国十大名医施今墨先生在北戴河治疗高血压

名医施今墨先生，据说在建国前给毛主席治好了高血压病。但是谁都不知道，施今墨先生自己却有高血压病，来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疗养。书记、院长宣布，要我们对施今墨的高血压病一定保密，不许说出去，以免影响不好。这一年我们5人（还有：李经梧、田宏计、程瑞琴、王瑞先）到南京中医学院进修，同时协助附属医院开展临床气功疗法。赵宝峰等3个人，到南京解放军八一疗养院协助开展气功疗法工作，有的到辽宁、石家庄、天津等地进修，或开展气功疗法工作。一年后，和全国政协打官司，河北赢了，所以政协占用气功疗养院一年后，被赶走了，我们回来上班。施今墨的高血压是不是好了，我们无法知道。

青年朋友吴明远用气功治疗支气管扩张有效果，出 院后回中科院心理所上班

在50年代，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用气功治疗的病人，多数都是中老年人，中高级干部占多数。疗养的年轻人比较少，比如青年报社记者、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里扮演吴琼华的演员、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人民画报记者、学习优秀的大学生等是少数。吴明远同志就是疗养中的年轻人，他在疗养中，同我互相学习、交流，我向他学习俄语、心理学基本知识等，最后成了好朋友。他患的是支气管扩张症，几乎每天咳嗽、喀血，这种病很痛苦，也难以治愈。最后，他用气功疗法治疗半年后，明显好转，出院回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我们经常通信，交流学习各自心得。他也把他们翻译的苏联医学心理学书籍、论文等资料，寄给我学习。所以说，我是从病人朋友那里开始接触心理学基本知识。吴明远也因家庭出身问题，后来被下放回到安徽省科院工作。改革开放后，去了澳大利亚工作，在一个报纸上（河北日报记者冯爱采访）他看到报道我的消息，80年代后又特意来北戴河，又参加了医疗气功师资班学习了三个月，以后去了美国，开展中美旅游业务。因为他是外语学院毕业，英、俄文都很好。他是气功的受益者之一，所以30年后还要再次学习气功养生方法。

 战斗英雄孙万科同志用气功治好了溃疡病、神经衰弱等病出院作报告

我记得董存瑞是战斗英雄，是我们的学习、崇拜的榜样。1956年，听说董存瑞的班长还活着，也是战斗英雄，就住在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的西疗区，利用气功疗法治疗慢性疾病。而且，经常被请到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去作英雄事迹的报告。我好奇的到他的病房看他，几乎三面墙都挂的是各个单位、部队、学校、厂矿、机关赠送的英雄锦旗，后来一间房子里都挂不下了。出院后当了一段干部，也有人传说他犯了错误，以后情况不明。

 气功也会让人出偏差，（就是走火入魔），王觉民同志练功“出偏”

王觉民同志，当时是保定市委书记，是抗日英雄，一等残废军人（记不清几等了）。他的身上多处战伤，还有许多弹片没有取出来，一条腿被炸伤后，治疗不及时，短了许多，走路一瘸一拐的。他相信气功，用气功疗法给他治好了一些慢性病。但是，在练气功的后期，有气冲头现象，住在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练功纠正。后来治好了，他就爱上了气功，天天练功。最后，达到冬天只穿单衣、裤衩，也不觉得冷，有了抗寒功能。后来，听说都练出了“功能”，和当时的河北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同志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并且受到了处分。

我这里是挂一漏万。这样病例太多了，不是几百，而是成千上万，如果这些病历不被十年动乱烧毁，可以写出了不起的、医疗气功临床的、世界空前的医疗气功总结，引导我们如何去研究、应用气功了。这就是我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丰厚的、优秀的文化底蕴所在，别的国家没有，至少目前没有，如果有也是输出的。

 内养功从秘传走向公开传授的刘渡舟老先生，出身农民不善谈，人品好

刘渡舟在北戴河作为顾问，大约住了不到一年，由于说不清楚的一些原因（有人说对北戴河的环境、生活、工作不适应；也有人说是因为对刘贵珍的一些做法不满意），刘渡舟先生回到唐山气功疗养院任顾问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遣返回家务农，不久去世。刘渡舟先生没有文化，但人品好、诚实、有个性、说真话，他对中国传统气功疗法的挖掘、实践、传授都做出了可贵贡献。

 赵光先生是中国第一例被测出手掌能发出的“外气”（古代称‘布气’）气功医师

赵光先生是胡耀贞弟子之一。1956年调入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分配在气功教研室工作。1960年因为‘言论’问题（因为在闲谈气功疗法法时，他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都练气功。接着又说，毛主席、刘主席、朱司令也练气功……。这件事有人认为是有意侮辱中央领导，是反动的…，后来书记说他的言论有问题，但不给他戴右派帽子，叫‘持帽不戴’），组织上认为他不适合留在北戴河，被调到秦皇岛市中医门诊部工作。1961年，又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气功室工作，86岁病逝。赵光大夫一生爱好气功养生事业，并且60多年中，每天坚持练功不缀，以练静功为主。他的内功基础很好，加之他经常为病人做推拿按摩，在研究气功“外气”的时候，一个偶然机会从他的手掌上，测出了人体发放的“外气”。尽管对他的“外气的能量”以及“外气作用”有争议，但毕竟给气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故此，赵光大夫在对气功“外气”的研究上是有贡献的。赵光大夫常与我逗笑说：“我是被实验用的小白兔”。他的妻子几十年患精神病，都由他照料，生活比较困难。但他善良、宽宏、无私、无欲，自养其生，达到了高寿。从他身上看到学习气功方法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60年）天天练功不缀，这是最难最难得啊。现在的所谓“气功大师们”多数都是练的嘴皮功夫，因而他们并没有懂得什么是中国气功。

周恩来的弟弟在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疗养用气功疗法治病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同同志，也来到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用气功治好了慢性病。最初我们不知道他的来历和周恩来同志的关系，后来才知道。有些中央领导亲属来住院，很少暴露自己的亲属关系，譬如50年代邓小平的亲属来住院也如此。他们都很谦虚，服从院里规定，服从医嘱，练功认真，效果都很好。

 王任重同志九十年代再次来北戴河学习气功疗法治病

50年代曾用气功疗法治疗慢性病有效。大约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王任重的秘书找我，要我给王任重同志看病用气功疗法治疗。我告诉这位秘书，我正在给医疗气功师资班讲课，我建议请老大夫李春才主任去给王任重同志治疗，秘书不同意，并说：“经过我们了解调查，就是找你了！”我最后还是说服了秘书，请李春才同志去了。结果三天后，秘书又来找我，说李春才的这套功法王任重同志练了不舒服，还要我去给王任重同志治病教功。我正在讲课，确实没有时间（因为王任重同志不住在我们院里，住在另一个疗养院，而且去了不可能就一个小时回来，每天上下午都有我的课），没有办法，只好推荐刘贵珍的女儿刘亚非去给王任重同志教内养功了。连续来过三年，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效果如何，无法知道了。后来知道王任重同志病逝了。

 黄震同志用气功治好了长征时摔坏的腰痛病

有一次，黄震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要我给黄震同志去治疗腰痛。开始因为没有听清楚，也可能是先入为主了，我错以为是王震同志。第二次电话才问清楚病情，原来是黄震同志在长征的途中，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腰间的手枪把腰搁坏了，经常腰痛，但可以坚持工作。到了老年腰痛疼加重，难以承受，在北京几个医院治疗无效，来北戴河要求用气功治疗。但是，我还是在给医疗气功师资班讲课，出诊有困难。从电话中这位秘书介绍，可能想用布气“外气”治疗。故此，请我们的师资班结业的学员刘杰华大夫（已经被我们聘请在气功疗养院工作一年），替我去出诊，为黄震同志治疗腰痛。过了两天这位秘书告诉我，刘杰华大夫治疗效果非常好，不要我去了，就让刘杰华每天出诊一次。刘杰华每次回来汇报治疗情况，嘱咐他要配合按摩手法，综合治疗。最后，因为效果非常好，黄震同志要把刘杰华调到北京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不同意调他去北京（因为他的气功、推拿技术没有问题，但技术职称只是一个医士），担心他给其他高级领导干部治疗其他疾病会有困难，或处理不了出现问题。最后，刘杰华大夫同意我的意见，后来回到重庆开设了自己的诊所。

 沙可夫院长学习气功治疗慢性病

20世纪50年代，中央戏剧学院沙可夫院长，因为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来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疗养治疗。我知道了他是留苏的戏剧专家，俄语一定很好，我几次到他的房间向他学习俄语，但是被拒绝了。沙可夫院长说，他回来时间久了，年纪也老了，忘了许多。但有一件事，就是我请他看一看我练灵子术，指导或评说一番，练灵子术产生的自发动是什么原因。沙可夫院长按约到了气功疗养院的松树林，观察了半个小时我练的灵子术（就是自发动功）情况，看后他说他是气功外行，不好评论什么。也许他是谦虚，不便说出他的看法。

其实，我的心里想的是，戏剧学院院长、戏剧表演教授专家一定对表演者的入静状态（入戏）是内行，很想请教沙可夫院长对自发功的“入静”问题，从表演上来说有所指导或有所提示，但被他拒绝了。也许他对气功的自发功现象还真的没有认识到与表演的关系。所以有此想法是因为我在保定工作期间，读了斯丹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等书；其二，50年代对气功的自发功（灵子术）机理说不清楚。不妨从演员的表演入静（进入角色）入手，研究自发气功的机理。我一直认为，演员“入戏”对演员本身的心理生理有何影响或感觉怎样，气功动功的初级入静与自发动（发功）至少也是一种另类表演。因为我不懂，很想与沙可夫教授探讨，却没有如愿。

 50年代国家体委李天冀、毛伯浩，体育界评论家李剑华等支持挖掘整理太极内功

李天冀是国家体委原武术科科长。他与李经梧是老朋友、师兄弟，知道我在挖掘整理“太极拳内功”，他非常支持。这种太极拳与内功结合的方法，就是门里人练习太极拳的时候，也要练习内功，过去只能秘密口传心授，不得外传。李天冀科长委托李建华先生给我写了几次信，说了他们的意见，李建华先生说他早就知道有这种功法，几十年来寻找不见踪迹，一定要我写出来。我才知道内功与武术密切相关，理解了“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外传花架子，内传真功夫”的真实含义。同时，也引起我的好奇心，有了整理太极内功的兴趣。后来，毛伯浩接任武术科科长，也亲自来北戴河见面，支持我挖掘整理太极内功，毛科长告诉我他是形意门的弟子，练形意拳几十年了。此时我才知道“太极、八卦、形意”三家都属于内家拳，是一个门里的功夫。

 卫生部顾问马海德教授为国际气功交流做翻译

马海德教授是美国人，很早就来到中国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用医疗技术为战士、劳苦大众服务。建国后又专门从事麻风病的普查、宣传、治疗、预防等工作，也听过他几次学术报告。中国人对待麻风病人就像对待魔鬼一样，都拒之门外，许多医生也不愿意为麻风病人诊治。一个美国人却主动的去为中国的麻风病人治疗、预防、研究操劳一辈子，令我敬佩。所以美国气功考察团来北戴河参观交流的时候，书记、院长考虑唯恐翻译英语水平不高，影响交流效果，要我去请马海德教授做这次中美学术交流的翻译。

我有些犹豫，因为马海德教授是卫生部顾问，不可能来为气功疗法交流做翻译。当我到北戴河国务院专家招待所拜见他时，马教授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按时来气功疗养院做翻译，他还说他了解美国人，会尽力宣传北戴河气功。原来他也是气功疗法的爱好者，而且读过《气功疗法实践》等医疗气功书籍，这次翻译非常成功，美国气功考察交流团当然更加满意。当时，给我的感觉有些不自在，为什么美国人那样喜欢气功、研究气功、应用气功，而我们的一些洋医生（西医）、个别领导者，对气功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难道美国科技、文化水平降低了？或我们的科技、文化水平提高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许多传统文化被搞乱了，被破坏了，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难道都是糟粕吗？难道不如一个外国人那样懂中国传统文化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吗？面对我们的祖先该如何说呢？！如果拿“破坏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政绩，就有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九十年代邓垦 丁华夫妻再次住在北戴河气功康复医院学习气功疗法

在一次给出院病人（院里有个规定，凡是出院的病人可以集中听一次或几次气功讲座，并且回答出院的疗养员提出的各种提问）。正巧，还有一批河北省老干部到气功疗养院老干部病房休养，请我讲几天气功保健课，讲了5天。第三天，下课后刚走下讲台，两位护士陪着一位女士走过来了，介绍说：这位是丁华同志，是老邓的夫人。因为会议室人很多，我没有在意，疗养的也很多，我心里想，那个老邓？我也不认识，找我干什么。迟疑了几秒钟，这时候护士小潘同志看出来，我不知道老邓是谁，她提醒我，老邓就是邓小平的弟弟。此时，有一位个子不高，有点微胖，老干部摸样，笑着走到我的面前，这时才看出来确实长得像邓小平同志，面相忠厚慈祥。邓垦同志很客气的自我介绍：我姓邓，邓垦。他接着说：已经听了两次你讲的气功课，讲得很好，我很喜欢听你讲的医疗气功课。有时间请到我的房间坐坐，住在南楼二楼（省老干部楼）。我答应有时间，一定去拜访你们夫妻。遗憾的是工作一忙没有当日去拜望，过了两天等我去探望的时候，他们夫妻俩已经走了。我失礼了，非常遗憾。

 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研究者、权威专家胡华教授曾来北戴河气功疗养院

据介绍，胡华同志是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的权威专家，并且有著作。而且我记得我们在中学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课程，就是用胡华写的书为教材。胡华教授可能在疗养院练气功有了效果，身体恢复了健康，发生了一些“故事”，被原单位召回，听说也受了处分。

 刘少奇的前妻王前同志住在北戴河气功疗养院治疗慢性病

1956年，王前同志来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住院治疗，的确王前同志长得很漂亮。当时，我们年轻人对此觉得有点神秘，国家主席为什么也会离婚？离婚后王前现在干什么。后来知道她是护士出身，在什么人民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记不准了）。后来听说出了一点事儿，她从北戴河气功疗养院被召回单位工作了。

 1956年陈涛同志来北戴河学习气功疗法并与刘贵珍探讨成立上海气功疗养所

我到北戴河只见过陈涛同志一面，是在北戴河第一次为各地来学习气功疗法的人办的学习班结束时，那时我不懂气功是什么，同陈涛也没有交谈过。刘贵珍同志对陈涛同志提出要建立一个上海市气功疗养所很有兴趣，并且表示给与支持。到了1957年，果然上海的气功疗养所诞生了，不仅设有门诊部，并且有50张病床。陈涛同志任第一任所长，工作得很出色。在长江以北，以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为中心，在江南，以上海气功疗养所为中心的两大医疗气功支柱，把气功疗法推向了全国。刘贵珍、陈涛两位一北一南，为中国医疗气功事业做出了可贵贡献，不愧为中国建国后开创医疗气功事业的有功之臣。不幸的是，后来陈涛同志死于车祸。

 20世纪80年代初到无锡参加气功学术交流会吕炳奎局长对我说大科学家对我的发言有意见

大约在1984年（记不清了），到无锡参加全国的气功学术交流会。这是继1981年在保定召开的大型全国气功交流会后的第二次，这次参会人数比较多，大约有200多人参加交流。国家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同志到会主持并讲话。在交流开始的时候，把我的发言《练功入静层次与功象及其入静方法》放在了第2位。但是，在发言时我对气功界已经出现的宣传苗头作了两分钟的题外讲话，……。但下台后，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吕局长一定要我坐在他的身旁，我立即感觉到他有话要对我说。

吕老说：“以后在会上不要再说那些话，因为你的发言很有影响。”我听了觉得很意外，对吕局长进行了解释。但吕局长坚持说：“你开始讲的那几句话不要再说了，因为有的大科学家对你的发言有意见了……。”我更加糊涂了。吕局长开始说得很含蓄，以为我能“悟”出来，结果生性愚苯的我却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此时吕局长才对我说：“以后你不要再讲练气功与特异功能没有因果关系这句话了，特别在这样的大会上更不要讲，以后也不要讲……。”这才恍然大悟。这使我想起来在大会发言时的题外话，我说：“……我认为特异功能与练气功没有因果关系，是相对关系……，唐雨耳朵可以认字，他练的什么气功？北戴河开展气功几十年，没有听说谁练出了特异功能……，”其实，对这次大会发言我做了充分准备，我是非常支持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我的《练功入静层次与功象及其入静方法》恰好与能否出现特异功能作了阐述。而且在几十年的气功临床试验中，偶尔也遇到类似‘特异功能’现象。我们解释不了，多数医生认为是与遗传有关，练气功仅仅是个诱导作用。但是，在发言进行中，有人两次提醒我注意发言时间，我觉得不对劲，因此，我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自动停止了发言，请会议代表们看我的论文就可以了。

我们一部分代表和吕局长住在无锡市军队的招待所里。第二天早晨，吕局长到我们住的房间里（我和赵光住在一个房间），要我同他一起吃早餐，这时吕局长才悄悄地对我说：“特异功能与练气功有关系，因为搞特异功能研究，很多人不认识、不了解，只有借助气功才能引起人们注意，才会有人支持特异功能研究”。既然老局长都这么说了，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说那样的话。我问老局长：哪位大科学家对我的发言有意见是谁？老局长坦率的告诉了我。

以后，吕炳奎局长与某科学家发生矛盾（学术争论）的原因我就不大清楚了。据说是在‘中医药学是科学，但不是现代科学，中医药学是经验科学；另一方认为中医药学就是科学，而且是现代科学，不是经验科学……’。我认为，这个学术争论可能还要持续若干年。

中共河北省委监委书记李德同志支持气功疗法的研究工作

记忆中，河北省监委书记李德同志，在50年代，每年都来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休假，经常鼓励我学习、研究气功，并教我如何用毛泽东思想去工作。20世纪60–70年代也曾到他的北京女儿家看望过几次，也是为了刘贵珍平反的事。他很了解刘贵珍，也关心他的平凡问题。

 中共北戴河区委书记李越之同志非常支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工作

李越之同志虽然是中共秦皇岛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北戴河区委书记，中央管理的八级干部，但是他平易近人。他不喜欢做官，到北戴河疗养后，非常喜欢北戴河这个地方，就主动留在了当地，并主动向中央申请自动降两级包括工资（当时秦皇岛市委书记、市长只有十五级或十六级，在北戴河一个区委工作级别太高了），中央不批准（他自动少拿两级工资并退给国家，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去世）。他的革命情操，精神境界可见一斑。现在找这样的共产党干部，可能没有了。

李越之书记特别关心北戴河气功疗养事业的发展，并且年年、月月，甚至每个星期都来气功疗养院一次，听汇报，检察指导工作。1959年，北戴河召开的全国气功交流会议的半个月，他天天在气功疗养院里幕后坐镇指挥的（台前大会主持是中共秦皇岛市委文教部部长王芳同志）。所以，开天辟地的‘全国北戴河气功工作交流会’胜利召开并获成功。

李越之同志注意培养医疗气功事业的青年一代接班人，我就是他推荐到全区青年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的。他懂传统文化和气功养生，对气功理论的研究发展也参与探讨并指出科学地发展方向。

在我被赶出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心情极度沮丧的时候，是他给我又安排了新的单位工作，鼓励我留在秦皇岛，不让我调回北京。

李越之同志的政治理论修养很高，文学修养也高，还是个书法家（书法协会成员）。李越之同志也喜欢照相艺术。文革后，在秦皇岛市领导干部中他是最后一个被平反的，摘掉了‘三反分子’的帽子，不再被批斗。后来恢复了工作。80年代仍然关心气功事业的发展，李越之同志在退休后，还在关心气功医疗事业的发展方向，并且为此多次题词、写字给气功疗养院和有关医生。

 

当然，还有许多领导人也非常支持气功疗法事业，比如彭真市长、林铁省长、刘子厚省长、裴仰山书记、韩启民省长还有十位老帅、一些将军等领导也积极支持，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