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功经验

与肿瘤共舞40年—(大连韩淑兰老师)

我是大连理工大学的退休教师韩素兰,自1972年起,五次罹患肿瘤,病魔一次次挑战生命的极限,而我,此刻,安好地坐在家里,写下这些文字,与你们分享,这40年的点点滴滴,希望这些文字,能给你些许力量。

第一次造访:艰难的确诊

1972年夏天,生命里一个普通的夏天,改变人生的不速之客,悄悄靠近。

那时候,我经常在午饭后肚脐周围隐隐作痛,而且腹部也有隆起之感,约半个小时后又缓解了,医生说脾胃不佳,建议吃健脾丸。服后食欲改善,但大便仍不成形,肚子照样痛一阵好一阵,我也不太在意。

1973年2月的一个早晨,我正要去给学生上课,突然内急,发现全黑便。立即让11岁的儿子上学路过校医院时把便样送去化验,我把5岁的小儿子送幼儿园后直接去教学楼上课。下第二节课课间时,我跑步到医院拿化验结果,记得当时化验员冲我大声说:“你就是韩素兰?你不要命啦?!”化验结果显示便潜血(++++),医生、院长叫我立即住院!可我不能马上住院,我的课还没上完,还有两节课,再说丈夫在学农基地劳动回不来,两个孩子怎么办?在系领导的安排下,我总算住进医院,经检查血色素6g,严重贫血,初步诊断为上消化道出血,禁食禁水,口服止血药,打止血针,几天不吃不喝,饥饿疗法,体重下滑。后发现胃无不适,便进流食。住院两个月,唯一的检查手段就是化验便潜血,唯一的治疗就是止血,止血也止不住,始终潜血阳性。四月底,临近五一,我要求出院。回到家发现当外科大夫的弟弟在三月份的来信,信中说我得的是肠癌,让我速去天津。丈夫说此信曾给医院院长看过,说不可能,我看了也不以为然。今天看来,当年真是无知之辈,可悲!

五月初的一天,早上发现全血便,此时才允许转入市级医院就诊,几经周折最后找到一位有经验的医生,经肛门指检,又看了我两个多月的便潜血记录,立即收住院,入院后医生叮嘱我早上勿进食等他来查体,一连三天,最后一天他站在窗前,面对窗外,神情凝重地对我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我无言以对,同时也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思绪万千,联想到30年前,我父亲患胃病,当时在日本法西斯占领区内,缺医少药,维持了2年便离开人世。当年父亲也是39岁,我是老大,才9岁,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家庭妇女带着5个幼小的孩子艰难地生活着。如今悲剧又在我身上重演,老天太不公平了!经触诊医生发现我腹中有包块,因此决定剖腹探查(当时尚未有结肠镜,也未做钡灌肠检查)。“剖腹探查”使家人、单位领导都很紧张,没了主意。我立即发电报告知弟弟欲“剖腹探查”,第二天弟弟就乘船到大连。经与医生沟通之后决定带我去天津,因当时大连生活条件很差,物质供应匮乏,若需输血还要单位组织同事当场献血。第二天买到退票,便出院直奔天津入住天津医科大学附院普外病房。

1973年6月16日手术,手术记录:近脾曲20cm处见肿物4×5cm突向肠腔与周围粘连。大网膜及横结肠系膜有肿大琳巴结,肿物侵及肠腔一周。

病理报告:“溃疡型、低分化腺癌,侵及肠系膜及大网膜”。

化疗:我与身体“话疗”

外科主任遗憾地说肿物侵肠腔一周说明病情拖延时间很长,若早半年来手术,不会有问题的。撤掉胃管二天后,突然肚子剧痛,整夜睡不着觉,向值班护士要止痛片吃。管床医生知道后立即把我推入手术室,经检查发现吻合口水肿、肠梗阻。于是又重新插胃管,低位温盐水灌肠,打消炎针,折腾了几天才缓解。   虽然幸免了第二刀,我还是心有余悸,恳求医生先别急着拔胃管。

刀口拆线后丈夫便赶回大连上班,照顾孩子,扔下我一个人在天津准备做化疗。此时身体非常虚弱,远离亲人、远离组织,没有陪护。弟弟外科大夫,弟媳妇产科大夫,两人常在手术室不同台上见面,家里还有五岁和刚满一岁的孩子,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我,我只有自己管理好自己。不幸的童年和艰难的生活经历造就了我要强的性格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可怕的化疗开始了,听到送饭车的车轮声便开始恶心,见到便池的粪便、洗手池里的剩菜剩饭也想吐。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瘦得皮包骨头。如此下去,怎能完成化疗任务?必须自己救自己,首先必须吃饭,保证基本营养才能坚持化疗。另一方面必须活动,不能老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打吊瓶,仔细分析后自我感觉一天中最不恶心的时间是清晨,上午化疗后的中午,下午最难受。好吧!我有对付的办法了。

早晨起床后便下楼到医院对面买早点,边吃边想今天的营养有了。然后买一个烧饼,一点咸菜,带回医院。等病房中病友们早餐的饭菜味散去了才回病房等待化疗。午饭前点滴结束我就拿着烧饼、咸菜离开病房躲开饭菜味到医院的小花园里,坐在假山旁,啃无味的烧饼,就着咸菜,边吃边想我吃下去就有力气了,不吐就赚了。晚餐我订了一碗清淡的汤面,稀里糊涂喝下去又赚了。吃的问题解决了,如厕问题如何办呢?抬着头眼望天花板,手摸着门上厕所,不去看不去想别的脏东西,这一招也挺灵的。

生命在于运动,刀口还没长好,怎么运动?开始丈夫从大连给我寄来手抄的“甩手疗法”让我练,我如获至宝,站在床边面对窗外甩,从十几下,二十几下……到最后能甩几百下。腿有劲了,我便开始从四楼(病房)走到三楼,再返回四楼,逐渐地能从四楼下到二楼,一楼返回四楼。最后走出医院,围绕医院大街小巷地走。楼梯马路成了我的锻炼器材。看似简单的运动,增强了胃肠蠕动,胃排空了,有了饥饿感。吃饭也多了,睡眠也好了。再加上中药的调理,我顺利地完成第一个疗程化疗。医生计划再用二年做四个疗程。

复工:重回生活舞台

1974年开始,两年内我四次独自往返天津、大连复查、化疗。走上漫长的治疗旅途。去时背了两大纸箱大连的特产——苹果,回来时纸箱装满了当时大连人最需要的肉、大油、糖、挂面……在那特殊的年代里,一个正在做化疗的癌症患者如同运输工般坐上三等舱,扛着近百斤的东西往返于大连、塘沽之间,现代人恐怕不会理解,也难以相信。

两年多的病休,每月只能领取60%的工资(33.6元),我欠下了一笔债,这笔钱我一年不吃不喝也还不上,压力很大,我需还债,我要上班。但是没有一个医生能给开复工诊断书。癌症怎么叫痊愈?我的病好了吗?最终得到一位领导的同情,在1976年元旦过后,给我安排了实验室工作。

1978年我重回讲台,我又回到学生中间,学生们没想到我会活着回来。因为在我之前曾有两位职工和我患同样的病都没能活下来,女生们抱着我哭了。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在这个优越的社会条件下,在组织、医生、同事、亲人们的关爱下获得的。我必须珍惜生命,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努力去做好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我的实际表现也得到了肯定。

1989年,我退休了,从一个身兼多职(教学、班主任、政治辅导员、学生党支部书记、系资料室副主任……)的大忙人一下子变成什么也不干的无用的人,心里很是失落。自1976年复工13年来,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健康的人,没有请过假,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每项工作都要做到多方满意。从不去考虑什么保健、营养等等,也不去学习、认知肿瘤方面的知识,更不懂得肿瘤还会转移、复发,纯粹是个癌盲。十几年来工作负担重,长年劳力又劳心,现在又加上失落的心情,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生理上的不平衡,一个必然的灾难终于降临了。

第二次造访:幸与郭林气功相逢

1990年,又发现黑便,自己也能摸到右腹部有个乒乓球大的包块,我果断到大连医大二院消化科,对大夫说:“手术吧!”同事拿着CT报告对我说:“你就别看了吧!”恐惧、懊丧、后悔……一涌而上,我后悔十几年来未能善待自己,无知、盲目乐观,事到如今顺其自然吧!

1990年7月6日顺利地做完手术,手术记录:“横结肠近肝曲处有一直径约5×4×4cm肿块,肿块与胃大弯、十二指肠和胰头部粘连紧密,横结肠及回肠系膜有索状淋巴结肿大。”病理报告:“低分化腺癌,侵及浆膜层,淋巴结转移,血管腔内有癌栓。”术后三周入住肿瘤病房欲施化疗。体检结果肝功能异常,早期肝硬化。同时肠功能紊乱,动不动就腹泻,把便盆置于床旁坐着拉个没完起不来。恶心、不思饮食,见饭就想吐,经保肝、输能量合剂一段时间仍不见效,转氨酶居高不下,蛋白倒置。医生对此也没做任何解释,决定放弃化疗。本人也莫明其妙,还没化疗为何就有如此严重的症状?下一步如何治疗?

此时正值孙丽萍(大连星海抗癌乐园的创始人)老师在肿瘤病房教郭林新气功,病友告诉我此功可以治病,我也就半信半疑地拖着虚弱的身体跟在病友后面吸、吸、呼。医院已无能为力,看看气功能否救我一命。我买了一本书回家自学,把希望寄托在气功上。于是天天早晨五点起床,喝点水就到校操场一个人顺着四百米跑道一圈圈走啊走啊。心诚则灵,两个月后,忽然感到有食欲,想吃东西了,走路也有劲了,也有精力思考治疗问题。我想目前主要矛盾是肝的问题,我何不去传染科看看。化验医生告知我得了丙肝,且早期肝硬化,估计是手术中输血传染上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恶心、厌食、腹泻等一系列反应都是丙肝闹的。心里懊恼、难过,一病未治又添一病,雪上加霜,似乎要把我置于死地才能满足上天的心愿,老天爷太残忍了吧!我不能倒下,我不能死!我决定拼一拼。一方面遵照医生的医嘱用干扰素治疗,另一方面坚持练郭林新气功。

抗癌:难忘乐园时光

1991年10月,大连星海抗癌乐园应运而生,我第一批加入这个抗癌群体。在星海公园里我见到了许多练功的病友,他们个个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地在吸、吸、呼。榜样的力量促使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关肿瘤的知识,认知癌症,认真地学习孙老师的一招一势。不久,我参加了北京气功师董伯进老师来连举办的提高班,董老师亲自给我安排了吐音功法。1992年的大年初一,我清晰记得,天很冷,地上雪很厚,我一个人在幼儿园的小操场上练功,虽然脚穿棉鞋,手带棉手套,仍挡不住凛冽的北风,一边走一边想,人家过年在家团圆,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我却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雪地上一圈圈地走,我命好苦啊!鼻涕眼泪交汇在脸上。很快,我突然想起老师说过,练功要有好心情,立即擦干眼泪,对天发誓:“我放弃这个春节,定会换来更多的春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提起精神往前走,雪地上留下我一串串的脚印……

经历二次肠癌手术之后,腹腔右侧严重粘连,下楼梯一颠一振会痛,大喘气也痛,更不用说快走练特快功了。据说特快行动是抢救功,救命功,可是我练不了,癌症患者不能做理疗,也不能用频谱、束手无策。正值夏天我下海游泳,手臂划水拉动腰、腹肌痛,双腿蹬、夹水也痛,最后采用最舒适的泳姿——仰泳,飘在海面上,眼望蓝天,悠哉悠哉地游,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任凭着海浪的冲击,海水的拍打、按摩,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突然有一天,我在海里感到肚子里互相拉扯着的零件好象脱了扣,松快多了。我立即翻过身用自由泳游向岸边,不痛了。第二天清晨到四百米跑道上练起了特快功。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大海助我也!老师说点步功能消炎,尤其是肝炎,突出点大脚趾。于是我在百米跑道上来回走练点步功,以为用力点好得快,走了两个来回便感到右锁骨下局部疼痛难忍,如同用钳子夹住似的,一连几天重复此景。后来我把此事告诉孙丽萍老师,她说第一你回去看看经络图,你的痛点是在哪条经络上;第二点脚是用气不用力;第三痛说明不通,你要忍痛继续走,打通了就不痛了。事实正是如此,孙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更自觉去学习功理、功法,1992年我开始给孙老师当助教,边学、边练、边协助辅导。六年后的1998年4月我获得了由北京气功研究会郭林新气功分会颁发的郭林新气功教师任职资格证书。

1993年3月14日,大连星海抗癌乐园组团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首届癌症患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虹口体育馆里,全体癌症患者在于大元老师的指挥下表演了郭林新气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癌症患者超越生命的风采。

1993年9月我出席了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癌症康复经验交流会”并被评为“全国抗癌明星”。

通过二次大会,我深深认识到“癌症≠死亡”、“群体抗癌、超越生命”,同时也看到郭林新气功在癌症康复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加坚定战胜疾病的信心,也积极融入抗癌群体,为抗癌事业作奉献。

第三次造访:坦然面对

1993年10月,一位台湾医生在大连成立了“第三医学”医疗机构,把台湾的肿瘤病人接到大连来进行中医、西医、气功综合治疗。我被聘去教郭林新气功,乡情乡音使我很快成为台湾同胞的可信赖的朋友。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上午护送病人去医院检查、放疗,下午教功,自己练功时间少了。骑车上下坡,肛门长期受挤压,血脉不通,到了1994年厦天,肛门旁长了个肿块,手术后病理为“鳞状细胞癌”。癌症再次光临!术后,我加入病患队伍住到医疗机构,每天和他们一齐练功,去放疗,吃中药。坦然地接待癌症的第三次造访。

经历了三次与癌症的较量,饱尝生病、手术、治疗过程的痛苦及心理上的磨炼,我终于超越了生命极限,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我深深理解,一个癌症患者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毅力,也需要社会及方方面面的呵护与关爱。我感激帮助我获得新生的人,我要报答他们,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病友。

第四次第五次:你,又来了

1996年,我在病友们的信任推举下,成为抗癌乐园园长,感谢乐园为我提供了为广大病友服务的机会。我努力、认真去担起这个重任,全身心投入到癌症康复这个朝阳事业中。忙碌、充实、愉快、平稳度过了14年,谁知厄运又一次降临,癌症再次悄悄向我走来。

2008年5月,我发现右手背上虎口处凸起一个粉红色小包块,到皮肤科开点药膏抹抹,然而,快速增长的势头使我预感到这不是好东西,于是到外科就诊,继而转到整形外科手术。病理报告:“高分化鳞状细胞癌”。术后放疗进行过程中,在放射区域边线上又长出一个小包块,随着放疗次数的增加而快速增长。我意识到还是癌性的,立即要求中断放疗,再次手术,病理仍是鳞癌。由于手术无法彻底,只好加大加足放疗剂量,以弥补不足。

至此,我已五次与癌症交锋,我的生命中注定要受苦受难。四十多年来,癌魔形影不离地伴着我,三番五次地闯入我平静的生活。我虽然活得很艰难、很累,但也习以为常。长了就切,似乎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森田疗法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许多疾病可能人们终身与它为伍,其实这也没什么,既然它看中了你,这也算前生注定的缘分,我们就要勇敢而坦然地接受并善待它。”

康复之声:听听身体的需要

在与癌症的斗争中我深深体会到:癌症是一种慢性病,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它的出现与基因、性格、生活方式、精神压力等有密切的关系。我有家族史,我属于C型性格,我追求完美……但疾病又可以是一个真实的机遇、一个不完全归罪于自己的机遇。我们可以从疾病中得到教训,因生病使我懂得珍惜生命,知道应善待自己。星云大师在做完心脏手术后说:“我学会换个角度,听听身体的需要。一个身体,在道家来说是个‘小宇宙’,里面的许多细胞,也是另一类的众生。”

我反思如何因生病使生活更加均衡、更加和谐,爱护体内的众生。面对治疗中的痛苦与折磨,生活中的压力,经济上的窘迫,种种困难,需要在苦难中练就理智与坚强,在困境中尝试战胜自我。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它使我变得冷静、成熟、宽容。

因为得癌而有幸成为抗癌乐园的一员,我有了第二个家,这个家是我生命中永远的记忆。在这个特殊的群体里,我深深感悟到获得的幸福、给予、付出的快乐。如今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力不从心、卸任减负。但我的心仍与有着相同的经历、共同战胜死神的战友们紧紧相连。我们手拉手、心连心、风风雨雨,一起走过十二年的抗癌历程永远铭记在心。

四十年过去了,癌症康复之路任重道远,我尚需继续努力,在有限的生命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多为社会做点好事,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

四十载春秋与癌共舞,生命的精彩,挥笔写就,也希望我,成为每一位战友的正能量源泉,相信奇迹,相信自己。